摘要：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出“两个结合”的方法，进而突出强调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可以转化为学理研究的方法，以此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阶段性特征。在1949年前与1949年后的两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均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进行“第一个结合”，后一阶段主要进行“第二个结合”，且两个阶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递进发展关系，推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政治上实现了突破性发展。揭示这一规律，有助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当代内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世界体系  “两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都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基本方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相比于此前的表述增加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就形成了“两个结合”命题。在2023年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突出强调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两个结合”方法转化为学理研究的方法，以此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粗略地划分为1949年前与1949年后的两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自然地形成两个周期，每个周期都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进行“第一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后一阶段则主要进行“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为重要的是，前后两个阶段呈现出明显的递进发展关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突破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根本理由何在？何以形成“两个结合”的明显阶段性？两个阶段何以呈现出明显的递进发展关系？此即本文欲予回答之问题。我们从如下基本事实出发：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现代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接受并以之解决中国问题。因此，本文拟引入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把中国共产党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所遭遇的认识和政治难题与推进其中国化的策略，置于英美主导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与苏联主导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进行考察，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根本理由与“两个结合”的阶段递进性之内在机理。

一、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约束与后发者的抉择难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现代世界政治体系裂变之时，世界性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根本属性。在世界体系的约束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战略、策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所在，也是形成阶段性、周期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工业化则赋予欧美各国以征服全世界的力量，到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覆盖全球。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对其支配性结构、机制与世界政治后果进行了全面分析，由此构建了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其基本命题是：体系是绝对不平等的，帝国主义以各种机制控制、压迫、剥削依附性国家和殖民地民族、半殖民地国家；因而在广阔的非西方世界，现代政治之根本议题是在世界体系中实现民族、国家的翻身、独立、自主发展。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之根本结构性约束就是半殖民地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配带来贫困化、去结构化、依附化等。如何救亡图存？这显然超出了中国固有思想、制度的认知和解决能力，先进分子不能不从世界体系中寻找解决之道，乃以书本为中介，远距离地学习欧美的思想和制度。而西欧国家在其初步完成工业化之后形成了描述、解释其现代社会构成并解决其内外部问题的知识，包括现代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后发者视之为现代社会之“理”与“学”。比较成熟的现代意识形态有三种：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后两者流传最为广泛而相互冲突：自由主义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秉持“自由帝国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而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列宁的最大贡献在于：创建先锋队政党，这是进行政治性暴力革命的组织利器；提出帝国主义、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因而被压迫民族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给这些被压迫民族指明政治方向，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必然要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因而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并通往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两条截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后发地带的思想和政治力量不能不在两者之间进行战略抉择。意识形态的抉择就是现代化道路的抉择。然而，这两种意识形态形成于西欧工业化社会，后发地带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与之完全不同，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在做出战略性抉择之后，还需要进行策略抉择：或者完全顺服、盲目接受因而沦为依附者，或者保持自主、致力于本土化。每一种现代思想和政治力量都要进行双重抉择，这决定其实践的成败得失。

自由主义形成较早，且构成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经由各种机制广泛传播，享有意识形态霸权地位，尤其是在19世纪后期。它设定了后发民族、国家建制化精英的战略抉择，严复在此结构约束下系统翻译介绍了英国自由主义思想：首先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戊戌变法前），其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次翻译《国富论》（出版于1901年），其经济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后翻译《论自由》（《群己权界论》，出版于1903年），这是政治自由主义的经典。一战结束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霸主，胡适等人也就转而介绍美式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些思想选择深刻影响了实践，清末、民国现代化努力之总体方向是自由主义化、资本主义化。

就策略抉择而言，慑于西方国家的发达和强大，选择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各国精英通常对其采取顺服态度，沦为自由主义的教条主义者。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普遍如此：在思想领域，胡适新派知识分子在具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自觉之后就极力鼓吹“全盘西化”；在经济领域，蒋介石政权依附美国，尤其是在抗战结束后不加保留地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在政治领域，1947年宪法淡化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构想，复制西式竞争性民主政治制度。其结果是，中国在支配性世界体系中日益外围化，社会结构日益破碎，根本无从发展。

中国共产党则在战略层面上选择了马列主义。在19世纪后期的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性的、非主流的，刚被纳入世界体系的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接触、了解。1919年初，在巴黎和会召开的同时，列宁创建了共产国际，构建了一个革命的世界体系。它有两翼：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建立共产党，发动工人运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发动反帝民族运动。失望于巴黎和会而对美式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幻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了苏俄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于世界体系裂变之后。尤其重要的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共二大明确了中国的世界处境，即作为半殖民地遭受帝国主义的世界性压迫，据此确定了革命的方向——反帝反封建，中国革命也就具有了世界性：“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据此，中国共产党全面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也长期面临策略抉择上的难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主流迷信共产国际、苏联的教条，这是一种教条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美式全球化席卷全球，党内也有人对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采取顺服态度，这是另一种教条主义。不过，自主的、本土化的力量终究还是占据了上风，持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与自由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放眼世界，过去一百多年间，后发国家不同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利用世界性思想和政治资源，战略层面的不同抉择极大地影响了策略层面的取向：选择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政党经常沦为教条主义者，在思想和政治上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价值和制度；选择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政党中固然有教条主义者，主流却是本土化，如列宁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毛泽东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有类似追求。二战后，不少独立的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同样普遍追求社会主义的本土化，形成了阿拉伯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等带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体系。也就是说，在后发世界，相比于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普遍具有较高的思想和政治自主性。其原因在于，按照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政党以反帝、反殖、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为首要任务，必然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在理论上，对于马列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寻求推进其民族化、本土化；在政治上，面对苏联的国家利益诉求，积极维护本民族利益。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斯大林曾冠以“民族共产主义”之名。

尽管如此，英美主导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与苏联主导的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归化”力量都是强大的，因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是艰难的。它需要合适的时机，这通常敞开于体系动态演变的缝隙；它需要思想和政治的自主意识与能动的反思和认识能力。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为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决定了中国化的基本内容，宏观地可以划分为1949年前与1949年后的两个时期；而在每个时期，也都有一个从实践层面的结合上升到理论层面的结合的发展过程，这就形成“两个结合”的阶段性、递进性特征。

二、1949年前的“两个结合”：从找到革命道路到构建国家领导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周期发生在1949年前：其前半段在土地革命时期，通过“第一个结合”，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革命的中国道路；延安时期进入后半段，通过“第二个结合”，中国共产党“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从思想上、政治上构建了党对民族、国家的领导权。

联共（布）通过共产国际构建了一个革命的世界体系，且将其建党原则推及于国际层面，强调权力集中与组织纪律性，因而其中存在一个明显的中心—边缘结构：联共（布）居于中心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作为其支部，接受其全面领导。中共六大任命的领导多为留苏且常驻莫斯科的年轻干部，他们普遍缺乏国内实践经验，也就缺乏政治权威。于是，他们在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采取依附性权威构建策略：首先，依赖共产国际的权威树立自己的权威，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其次，依靠马列主义著作树立自己的理论权威，写作、言谈热衷于引经据典；最后，依靠自己对苏联革命经验的掌握树立自己在战略、策略上的领导权威，迷信共产国际顾问。凡此种种就是毛泽东所批评的“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其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严重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始终扎根于实践的毛泽东则走上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展开山地游击战，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开端，其动力是残酷的军事生存压力。在此后的实践中，毛泽东持续摸索革命的中国道路，其方法是调查研究，发现中国具体事实，据以形成本土化的革命战略、策略。面对党内教条主义者的压制、排挤，毛泽东在1930年写作《调查工作》（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阐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方法——调查研究。这是一种政治性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区别在于，它自觉运用阶级分析法，服务于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实践。胡乔木评论说：“把调查研究当作一个指导原则、一个重要方法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没有的。”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仅是一个认识论命题，更是一个关涉革命领导权归属的重大政治命题，即“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对于先锋队政党来说，思想问题同时也是组织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应当归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同志。

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中国化理论与本本主义的绩效对比触目惊心，党内、军内干部逐渐放弃了对书本理论和共产国际权威的迷信，转而认可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初到陕北，毛泽东对自己的成功实践进行理论总结，首先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中国革命赖以兴起、展开的“具体实际”进行详尽分析，据此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随后，毛泽东把这一具体认识上升为哲学论述，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构建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确立了实践的优先地位，将其构建为主观能动性和客观世界之间的桥梁。它扬弃了西方哲学主流的静观传统，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哲学激活了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中国哲学传统，形成了“知行合一的实践本体论”。

至此，1949年前的“第一个结合”在理论上基本完成，其政治效应是，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相对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思想自主性、政治自主性，并为建立组织自主性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苏联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解散共产国际也为此提供了契机。

就在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国人民的反帝热潮日益高涨；日本从侧翼威胁苏联，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转向抗日。中国共产党逐渐调整战略、策略，构建了二元先锋队的自我定位；循此逻辑，重构了自己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完成了“第二个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反传统倾向。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政党，要求中国共产党进行阶级革命，必然要打碎依附于传统统治阶级即士绅的社会结构和儒家思想观念体系。但是，半殖民地的处境又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反抗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必然具有民族主义立场，这就要求其对中国传统、文明采取肯定立场，发挥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作用。因此，面临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双重任务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处境是高度复杂的，自身政治角色定位也有过多次调整。国共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主要是反帝的民族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主要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国共分裂后的土地革命则主要是阶级革命，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主要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日本侵略中国、威胁苏联的世界形势则促使中国共产党逐渐调整其政治定位。1935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正式确定了党的二元先锋队定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

一旦自觉担当起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角色，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不重构自己在国家中的民族政治身份和在中国文明发展统绪中的历史政治身份。正是这一点推动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一次结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的“论学习”一节对这一结合进行了方法论上的讨论。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须在三个方面学习：第一个方面，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但“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第三个方面，认真研究革命的具体实际。我们重点讨论插入两者之间的第二个方面，即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毛泽东首先强调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个，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里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并把党置于中国历史统绪之中，以确保中国历史文化的绵延不绝为己任，从而为党构建了历史文化正当性。

这一历史文化认同对于实现民族解放具有重大意义。历史的连续性、民族的同一性决定了中国的“历史发展法则”“民族特点”仍在塑造现实，这就决定了其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意义：“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与处理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相似，毛泽东把中国历史文化予以方法化，“以中国为方法”，可谓之“中国方法”。毛泽东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实践的二元方法论：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也要运用历史累积而成的“中国方法”。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表述中，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民族化，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认同。“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唯有综合运用二元方法，才能形成“通过民族形式”“带着中国的特性”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所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的遗产”，相当于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样，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就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井冈山阶段，毛泽东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延安阶段，毛泽东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践论》《矛盾论》是两个阶段之转折—衔接点：总结前一阶段努力，进入中国哲学传统之中——前者的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显然有意回应传统的知行论命题，这就打开了进入第二阶段的大门。

在延安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文化领域用力甚多。在历史领域，毛泽东领导范文澜等学者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历史叙事框架。在道德伦理方面，毛泽东写作“老三篇”，把传统道德精神创造性地发展为共产党员的道德精神；刘少奇写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士君子修身之道创造性地发展为共产党员的修养之道。在文化领域，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首先是“民族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1943年，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的一段话，实为本阶段中国化努力之总结：“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可见，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比于土地革命时期有巨大飞跃。

首先，“两个结合”对象的位阶不同：“第一个结合”的对象——中国具体实际，只是单纯的材料、对象；“第二个结合”的对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包含“方法”。革命的认识和实践都要面对中国具体实际，而中国已是世界化的，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中国具体实际又是历史地形成的，具有民族性，这就需要运用中国方法。唯有综合运用二元方法，才能正确认识中国、有效解决中国问题。

其次，“两个结合”的方法不同：“第一个结合”是实践性的、策略性的，“第二个结合”则是战略性、理论性的；“第一个结合”的方法是调查研究，“第二个结合”则要进行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第一个结合”形成了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第二个结合”则形成了“带着中国的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这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最后，“两个结合”的政治效果不同：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历史任务是革命，通过“第一个结合”，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切实可行的革命道路，解决了党的生存问题；在延安时期，党成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毛泽东等人的问题意识就从党内、军内事务扩展提升到国家、民族的层面，由此深入中国历史，覆盖文化各领域，通过“第二个结合”，构建了对于国家的全方位领导权，与国民党展开全面竞争，赢得了人民的广泛政治认同，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三、1949年后的“两个结合”：从找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到构建世界领导权

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第二个周期：前半段从1949年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主要致力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进行“第一个结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转入第二个阶段，在中国的现代化已取得一定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第二个结合”，寻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发挥世界领导作用。

在革命胜利在望之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要实现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就必须利用世界性资源；但世界不是平的，因而实现国家发展的前提是，保持相对于体系的发展自主权。为此，中国共产党进行过多次战略调整。

基于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认识，毛泽东断定英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不可能真心援助中国，“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因此在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做出了“一边倒”的战略决断，首先退出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摆脱了此前大半个世纪的依附状态，初步树立国家发展自主权。但为了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中国不能不进入苏联主导、建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各领域也就出现了全盘复制苏联模式的倾向，形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主义。国内公开的理论宣传工作中甚至不再提及毛泽东思想，以表示对苏联的尊重。

1956年2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打破了苏联神话，毛泽东迅速做出反应，开始构建相对于苏联的发展自主权。4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比较了学习苏联经验的两种方法，即教条主义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毛泽东要求大家采用第二种方法，“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问题，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随之他又提出“第二次结合论”命题：“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多次论及苏联模式的弊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国道路。8月，毛泽东在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又全面论述了发展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则：“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此后，毛泽东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每年多次出京进行调查研究，也再三强调各级干部要加强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日益强化政治自主性，冲击苏联党的权威，两党的关系最终破裂。这样，中国就同时置身于两个世界体系之外。毛泽东决心依靠本国力量推动工业化，但由于切断了国家发展所需之资源，这种绝对自主的模式难以为继。

1969年，中央高层评估国内、世界形势，做出了苏联是首要敌人的战略判断，打开了调整对美战略的空间。此后，中美关系迅速破冰，中国逐渐进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其对中国的结构性约束不复存在。中国共产党突破了马克思经典理论和苏联模式，吸纳市场机制，经济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巨大变化。而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渐覆盖全球，国内广泛出现“全盘西化”的呼声，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顶住了这一体系化压力，捍卫了国家的发展自主权。

因此，1949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为两面作战的态势，既反对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也反对美式全球化的教条主义；国家自主权也是双向的，即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最终，中国共产党找到并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相当于当年毛泽东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这一道路合乎中国实际，中国经济由此得以长期稳定增长，2010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刻，中国逐渐进入世界舞台中心，并越来越多地发挥世界领导作用。

这样的世界处境，需要中国具有一个清晰的、具有道德感召力的文化政治身份。为此，中国共产党转向了历史文明传统。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政治突破意义的宣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类似于瓦窑堡会议宣布中国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次结合，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二个结合”。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共产党已开始调整对于中国文化的立场，突破性的文化政治立场宣示见于1982年开始实施的宪法。其序言第一段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一表述在世界各国宪法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共产党表达了延续历史之政治意志。邓小平提出“小康”目标，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传统政治概念；家庭承包制、个体工商户重新承认了家庭是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和谐社会”理念也表达了中国式的政治理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明理由：“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些论述与《论新阶段》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段落有结构相似性：毛泽东把中国历史文化确定为分析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习近平把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华文化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构成性要素。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及“孔夫子”，习近平在2013年11月参观“三孔”并召开座谈会，2014年9月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肯定孔子、儒家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2018年宪法修改，在国家根本任务条款最后增加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句，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的奋斗目标。

循此发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两个结合”命题；进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契合之处；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则突出强调“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其中两个论断最为重要：“‘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唯有从世界体系解读才能理解这两个论断的政治和理论意义：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各国凭借其生产力优势和暴力优势建立了思想文化霸权地位；尤其是过去几十年，美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全球，“历史终结论”大行其道，非西方国家必须“转型”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这种思想霸权构成观念的牢笼，极大地限制了各民族、国家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文明传统是这一霸权的最大他者：马列主义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坚定批判者，并提供了反抗的武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具有明显的类型之别，在悠久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与发展经验。依靠这两个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建立和保持了思想和政治的自主性，通过艰苦的实践，找到了切实可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基本成功，一种新的现代文明形态正在形成之中。但是，西方主导的、至今仍然享有霸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拒绝承认其历史和世界正当性；受到这种霸权的约束，即使中国思想学术界也无法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国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造与机理。“第二个结合”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结合”解决了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第二个结合”则要解决这一发展道路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正当性问题，从而建立中国的世界领导权，引领人类走上文明发展的新道路。这既是关乎新的普遍性知识构建的理论问题，更是关乎整个世界发展道路的实践问题。进行这两方面的工作，需要思想解放，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中解放出来；为此，必须更为自觉地树立、巩固文化与政治主体性，而可资利用之资源仍然是马列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四、结   语

在1949年前与1949年后的两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递进性特征，本文引入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分析其内在机理。正是通过两个时期的“两个结合”的螺旋式上升，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持续发展。

从思想角度看，“两个结合”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成熟。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反映论的认识规律决定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苏联革命或建设的模式，乃至现代经济发展的理论或既有模式的本土化，必然是从具体到一般的。“第一个结合”是展开于实践中的，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积累形成革命或建设的中国道路；“第二个结合”首先展开于思想领域，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而指导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实践。

从政治角度看，“两个结合”推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扩展和普遍化。作为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掌握和行使领导权，其正当性依据是先进性，核心是在政治上指引正确的道路。在1949年前，通过“第一个结合”，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革命的中国道路；通过“第二个结合”，中国共产党构建了民族和国家领导权，党的革命道路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革命、建国道路。在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先后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国家发展的中国道路；在引入中国历史文化资源之后，中国开始自信地发挥世界领导作用。

中国的世界领导权能否巩固、扩展，取决于我们能否提供一种更好的现代文明建设方案。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创造了第一种现代文明形态，其中的工业化生产力确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巨大潜能，但资本主义逻辑驱使其建立并竭力维护不平等的支配性世界体系，世界多数民族、国家被剥夺了进入现代文明的可能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洞悉西方式现代文明的内在矛盾，并提供了斗争、反抗的思想和组织武器。循此，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创造另一种现代文明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两度转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各种元素以复杂方式参与新的现代文明形态之形成。因此，中国式现代国家既有明显的革命性，又有明显的历史连续性。

那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是否具有世界历史正当性？是否具有普遍性？何以优于西方式现代文明形态？这是当代中国思想界应予回答的基本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于中国的历程已大体完成，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思想和政治任务是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化。为此，必须摆脱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立场和方法，以中国历史文化为方法，在中国所引领的世界发展实践中进行新层次的“两个结合”，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思想与广大第三世界的具体实际和思想制度传统相结合。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