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王国莱茵省（属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特里尔城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祖父洛宾·列维（Rabbin Marc Levy）是一名犹太人律法学家，他的父亲希尔舍·卡尔·马克思，后改名亨利希·马克思（Heinrich·Marx），生于1782年， 同荷兰裔犹太女子罕丽·普列斯堡（Henriette Presborck）结婚，生育多名子女，但从一确定继承人的文件中发现，只有卡尔·马克思和三个女儿索非亚、爱米尔、路易莎存活。[6] 

1830年10月，马克思进入特里尔中学。中学毕业后，进入波恩大学，18岁后转学到柏林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大部分的学习焦点却摆在哲学和历史上。1840年，普鲁士新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即位，迫害自由主义民主人士，要求所有出版物都必须通过严格审查，大学失去学术自由，新国王任命的柏林大学教授F.W.von Schelling将会审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但马克思博士论文里哲学高过神学的立场不可能被反黑格尔的教授所接受，所以马克思将博士论文改寄给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大公国的耶拿大学（Jena）审查博士资格。1841年马克思以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申请学位，并因得到委员会一致认可，未进一步答辩而顺利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毕业后担任《莱茵报》主编，遇到了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颇为有名的“林木盗窃问题”。

19世纪初，工业革命席卷德国, 推动了该国容克地主经济的发展, 同时也加剧了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赤贫化。饥饿驱使贫民到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一些人甚至破坏猎场和牧场。虽然有1826 年《普鲁士刑法典》对擅自砍伐和盗窃树木行为的严厉处罚，但上述事件仍有增无减。而许多人这样做竟然是为了被送进拘留所领一份监狱口粮，正是饥饿和无家可归才迫使人们违反林木管理条例。

1836年，在普鲁士因此而受到刑事处罚的有15 万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7%。面对这种相当严峻的社会形势，普鲁士统治者不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寻找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反而出台了一个更严厉的法案, 将人们在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和其他一些仅仅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也升格为盗窃犯罪,给予刑事处罚。马克思根据1841 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于次年10 月写下《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谴责立法机关偏袒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剥夺贫民捡拾枯枝等习惯权利，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森林立法观。[7-8] 

对于《莱茵报》所发表的观点，普鲁士政府非常气愤，他们立刻派人查封了《莱茵报》，迫使它停止印刷。马克思一气之下，辞去了报纸的主编职务。马克思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后悔，相反，他更认清了政府的丑恶。他在寻找着时机，去继续对政府作坚决抗争。

1843年《莱茵报》发行许可被普鲁士国王撤销，因为马克思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俄国沙皇的文章，引发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不满，普鲁士国王接到沙皇的抗议后下令查禁莱因报，马克思因此失业。在此期间内，马克思认识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是工厂主子弟却十分欣赏马克思的主张，经常出钱赞助马克思的活动与生活，马克思做学问思考认真严谨但生活随性，经常拖延要交给报社的文稿，恩格斯常协助马克思的工作并代笔部分文章。[8-9] 

1836年晚夏，在波恩大学攻读法的一年级学生马克思，回特利尔向自己热恋的姑娘求婚。燕妮就和18岁的马克思约定了终身。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贵族出生、年华似锦的燕妮，被公认为是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皇后”，许多英俊贵族青年为之倾倒，求婚者不乏其人，毫无疑问，可以缔结一门荣华富贵的婚姻。但是她却蔑视社会的一切传统观念，瞒着父母把自己许配给一个市民阶层的子弟，她完全不能预计和马克思共同生活的前途如何。马克思认为暂时还不能在身为枢密顾问官的燕妮的父亲面前正式向燕妮求婚。因此，起初他只能向自己的父亲吐露秘密。他相信，他父亲会在燕妮的双亲面前为一次成功的求亲作好各种准备。[3] 

1836年10月，马克思从离家不远的波恩大学转赴离家遥远的柏林大学读书，这意味着他们之间要互相忠诚等待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在柏林，由于心灵激荡的感情和 “倾心思慕”的爱情以及带来的悬念和焦虑，曾一度影响了马克思全心全力地投入学习。他曾向他父亲坦率吐露说，由于远离摩塞尔河谷，远离他的“无限美好的燕妮”，他已“陷入了真正不平静之中”。困扰他的绝不是什么猜忌心，因为他对燕妮的爱情从未有过丝毫怀疑，只是由于想到不得不和她在漫长的岁月里长期分离，使他感到心情异常沉重。[3] 

于是，18岁的马克思就执笔写诗，用诗抒发自己的感情和心声。马克思的诗大多是歌颂燕妮和倾吐自己对她的思慕；但其中也有不少是表白自己的思想志愿和渴望有所作为的心情。[3] 

1841年4月15日，马克思提前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刚刚到特利尔，就赶忙去他最心爱人的家，把博士论文亲手送到燕妮的父亲的手里。燕妮和马克思在多年分离之后，本来打算立即结婚的。但光有一篇博士论文并不能作为维持生计的基础，因而他和燕妮不得不打消结婚的念头，继续等待。从 1842年4月开始，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842年10月，《莱茵报》的股东们委任马克思为编辑，1843年3月，马克思被迫退出《莱茵报》编辑部。接着又与阿尔诺德·卢格磋商了关于共同从事著作出版的计划。此后即1843年6月19日他才到克罗茨纳赫（燕妮在她父亲于1842年3月去世后就和母亲迁居这个地方），与苦等了他7年之久的、生于1814年的出身德国贵族（男爵）家庭的燕妮·冯·威斯特法伦结婚。 从他们私自约定终身到结合，燕妮等待了漫长的七个年头。在这七年中，她除了曾与未婚夫马克思有过少数的几次相聚之外，就只能从远处用自己的思念和书信陪伴他了。她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的形象在我面前是多么光辉灿烂，多么威武堂皇啊！我从内心里多么渴望着你能常在我的身旁。我的心啊，是如何满怀喜悦的欢欣为你跳动，我的心啊，是何等焦虑地在你走过的道路上跟随着你。……处处有我在陪伴着你，走在你的前头，也跟在你的后面。但愿我能把你要走的道路填平，扫清阻挡你前进的一切障碍。”同时，她还不得不同她的几个贵族亲戚进行十分折磨人的斗争。[3] 

婚礼举行后，马克思和燕妮随即动身作了一次短途的新婚旅行。1843年秋，年轻的马克思夫妇一同踏上流放的征途，来到巴黎。在此期间他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运动及法国历史，并最终导致其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和燕妮一起来到巴黎，同比他们早两个月来到这里的卢格筹办并出版《德法年鉴》杂志。至此，他俩拉开了充满困苦和自我牺牲的生活序幕。[3] 

由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对地主、资产阶级无情揭露和批判，使得一切保守势力排挤他，驱逐他。他不得不携持家小四处转移，其生活困难有时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1850年3月底，随马克思一起流亡伦敦的燕妮写信给好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时，描绘了她当时的生活情况：“因为这里奶妈工钱太高，我尽管前胸后背都经常疼得厉害，但还是自己给自己孩子喂奶。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悲伤和忧虑，所以他一直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还没有一夜，能睡着二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坐着，突然女房东来了，要我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可是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的菲薄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孩子的摇篮以及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我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东西拿走。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板了。”马克思和燕妮共生了四女二子，由于上述原因，只有三个女儿（即长女珍妮·马克思，次女劳拉·马克思，三女儿艾琳娜·马克思）长大成人〔 当时多亏了海伦·德穆特·琳蘅，燕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忠实的助手，那就很难设想她和她的孩子们后来怎样过下去〕。[3] 

在这种境况下，燕妮还是深深地爱着马克思。她除了母亲和主妇的责任，除了为每天的生活操心之外，还担负起了许多其他工作。燕妮是马克思不可缺少的秘书，马克思的几乎所有手稿——其中大部分是很难辨认的——在送到印刷厂或出版社去以前，总得由她誊写清楚。

与出版社和编辑办交涉，一些繁琐的手续，很难处理的事务，必须写的情况，不少由她代办。马克思不是那种轻易在口头上流露心情的人，但当燕妮因母亲垂危离开了他几个月时，他便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迫，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

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象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轰吻。”[3] 

马克思与燕妮的黄昏之恋更加强烈。1880年，燕妮可能患了肝癌，她以惊人的克制能力，忍受着极大的疼痛。在这胆战心惊的岁月，马克思照料妻子，不离左右为了要让她快活些，马克思于1881年7、8月间，陪着她到法国去看了大女儿和几个外孙。1881年秋天，由于焦急和失眠，体力消耗过度，马克思也病了。他患的是肺炎，有生命危险，但他仍然忘不了燕妮。他们的小女儿在谈到双亲暮年生活的时候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早晨的情景。他觉得自己好多了，已经走得动，能到母亲房间里去了。他们在一起又都成了年轻人，好似一对正在开始共同生活的热恋着的青年男女，而不像一个病魔缠身的老翁和一个弥留的老妇，不像是即将永别的人。”[3] 

1881年12月2日，燕妮长眠不醒了。这是马克思从未经受过的最大打击。燕妮逝世那天，恩格斯说：“摩尔（源自印度，形容皮肤黝黑的人）也死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接受医生的劝告，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休养。可是不论到哪儿都忘不了燕妮，止不住悲痛。他写信给最知己朋友说：“顺便提一句，你知道，很少有人比我更反对伤感的了。但是如果不承认我时刻在怀念我的妻子——她同我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那就是我在骗人。”他的这些话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1883年1月11日，传来了大女儿突然去世的噩耗，马克思的病情加重了。1883年3月14日中午，马克思安详地与世长辞了。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燕妮的坟墓的旁边。[3] 

1844年9月，恩格斯到访巴黎，两人并肩开始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并结成了深厚的友谊。马克思写了《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份手稿直到1933年才被发现并发表，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5年，马克思参与编写《前进周刊》，在其中对德国的专制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普鲁士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并要求法国政府驱逐马克思。同年秋，马克思被法国政府派流氓殴打，驱逐出境，被迫来到比利时布鲁塞尔。1845年12月，马克思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其后和恩格斯一起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8]  书中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进行了分析，从而第一次有系统地阐述了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为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奠定了初步理论基础。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改组同盟并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此后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也波及到比利时。1848年3月，马克思遭到比利时当局的驱逐。在法国临时新政府的邀请下，马克思夫妇回到法国巴黎，恩格斯也抵达巴黎。

1848年4月，在德国无产者的资助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回到普鲁士科隆，创办了《新莱茵报》。随后几乎所有的编辑或遭司法逮捕，或遭驱逐出境。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接到普鲁士当局的驱逐令。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刊印的《新莱茵报》最后一号第301号出版。6月初，马克思又来到巴黎。他被迫选择或是被囚禁于法国布列塔尼（Brittany），或是再次被迫驱逐。8月，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前往英国伦敦。从普鲁士派驻英国的密探报告提到马克思似乎从不刮胡须来看，马克思在英国仍被普鲁士政府所监视。在伦敦，马克思度过了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在5年时间里，马克思因为经济和债务问题，精神焦虑，受疾病所苦情绪不佳，四个孩子中的三个死亡。但在这期间，马克思写出了他的最重要著作——《资本论》（第一卷）。[11]  马克思在思想上是富有者，在经济上却是严贫户，这位对资本主义经济有着透彻研究的伟大经济学家，本身一贫如洗，他的一生几乎是在贫困潦倒中度过的。马克思没有固定的工作，一家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他极不稳定而又极其微薄的稿费收入，加之资产阶级对他的迫害和封锁，使饥饿和生存问题始终困扰着马克思一家，差不多把马克思置于死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常常囊空如洗，衣食无着，在困境的泥沼中挣扎。如果不是恩格斯在经济上长期无私的援助，马克思无法从事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专心理论创作。

从1852年2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我们看到这位全世界著名理论家的困境，马克思写道：“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帐，我不能再吃肉。”不久又写信向恩格斯倾诉：“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有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饥饿贫困和家务琐事，困扰着马克思，他心情愤怒烦躁，无法集中精力和智慧进行理论创作。 对马克思的困境，恩格斯当作是自己的困难。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2月初我将给你寄5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即使我因此到新的决算年时负一身债，也没有关系。……当然，你不要因为我答应每月寄5英镑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写信要钱，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办。”此时的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办事员，收入也是十分低微的。[12] 

恩格斯后来作了公司的襄理，月薪有了提高。从1860年以后，对马克思的支援增加到了每月10镑，还常常“另外”给些资助。从1851年至1869年，马克思总共收到了恩格斯的汇款3121镑。对当时的恩格斯来说，这已是倾囊相助了。正是由于恩格斯的慷慨相助，才使马克思勉强维持生存，得以长期地一心从事科学著述，为写作《资本论》进行广泛深入的经济学研究。恰如列宁所说：“如果不是恩格斯牺牲自己而不断给予资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势必会死于贫困。”对恩格斯的无私奉献，马克思非常感动，也十分不安，他在1867年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这是马克思的肺腑之言。 对马克思及其家人生活的关心，恩格斯更是无微不至。马克思的一生多灾磨难，每当马克思受到了挫折和打击，思想感情有了悲痛和压抑，恩格斯总时想办法进行抚慰，他已成为马克思一家躲避生活风雨的港湾，马克思一到这个港湾，就显得安静和快乐多了。贫困和苦难先后夺去了马克思的四个儿女。

1855年4月，马克思最喜爱的儿子埃德加尔病逝，这给马克思沉重的打击，他感到自己快支持不住了。在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倾诉了无限悲痛的心情：“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恩格斯把马克思夫妇接到了曼彻斯特，在恩格斯的精心安排和照料下，马克思夫妇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刻。恩格斯已是马克思家中的一名“编外”成员了，每次去马克思家里，全家就像过节一般高兴，马克思的女儿们把恩格斯看成“第二个父亲”。当然，马克思一家人对恩格斯的健康关注，更是牵肠持肚。1857年7月在恩格斯生病的时候，马克思写信安慰：“亲爱的恩格斯，你可以相信，不管我们如何不幸，我和我的妻子对你最近健康情况的消息比我们自己的事更为关切。”两位老战友在异地工作时，经常通信相互交流思想，毫不保留地倾诉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在他们的1000多封通信中，我们看到这两位战友的情深意笃，有几天接不到对方信件，彼此就相互挂念起来。马克思在一次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恩格斯，你是在哭还是在笑，是在睡觉还是醒着？最近三个星期，我往曼彻斯特寄了各种各样的信，却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但是我相信都寄到了。”同样，如果有几天听不到马克思的音讯，恩格斯就会发出“连珠炮”似的追问“老摩尔，老摩尔，大胡子的老摩尔，你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听不到你一点消息？你有什么不幸，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是病了？还是陷入了你的政治经济学的深渊？”他们畅所欲言，无所不说，无所不谈。对恩格斯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马克思作了高度的评价，1866年2月20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 [12]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崇高友谊，为人类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这两位伟人的伟大友谊告诉世人：建立在共同信仰和追求基础之上的友谊，是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6] 

1864年9月28日，马克思参加了第一国际成立大会，被选
入领导委员会。他为国际起草《成立宣言》、《临时章程》和其他重要文件。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两卷为在马克思死后，由恩格斯整理其遗稿，分别在1885年、1894年出版。1870年10月马克思与移居伦敦的恩格斯再度相聚。由于被许多国家驱逐，到处流亡，他曾自称是“世界公民”。[10] 

1881年12月2日，燕妮·马克思去世。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在伦敦寓所辞世，享年65岁。后与燕妮合葬于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内。[1]  恩格斯发表了墓前演讲，约有20人参加了葬礼[6]  。

马克思主义是近代最复杂和精深的学说之一。
学说的范围包括了政治、哲学、经济、社会等广泛的领域。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任何其他主义所不能及的，也因为如此，这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不一样版本的解释和陈述。就如美国近代马克思主义学家达拉普（Hal Draper）所讲“在人类历史上，少有学说像马克思思想一样，被不一般的人为严重扭曲”。除了马列主义以外，许多派别的学说都认为自派学说为马克思的正统继承。如今，其中比较有影响力和主要的阵营包括：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

马克思对哲学的最大贡献是将实践概念引入哲学，使哲学同现代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解放联系起来了，将这个哲学彻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导致了唯物史观的产生，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马克思分析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又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演变而来。[6]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在他所处的时代并没有绝对的影响力；但就在他过世几年后的19世纪末，随着资产阶级世界的普遍危机的加剧，马克思哲学迅速的传遍各地。建立资本主义式的福利国家成为欧洲先进国家政经改革的趋势。之后，马克思主义派分成为非革命派（Evolutionary Marxism）与革命派（Revolutionary Marxism）。非革命派学说，又称修正主义派，以爱德华·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为中心，主张渐进式的社会主义发展，视马克思主义为一种道德标准。而革命派学说则以激进的列宁最为著名，强调暴力革命对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回避的必要性。革命派视马克思主义为一种历史科学理论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认为这种理论是历史客观进程的理论反映，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实践中的产物，是所有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结晶。[13]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借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创立的苏联的大力传播达到了巅峰。在这段期间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解释似乎受到许多学者的疑问与争议。随着苏联的势微与解体，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有所减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近代最著名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哲学理论之一，其学说仍然活跃在学术界的各领域，学说的精神也不时的被运用在各政府的施政方向。而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和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其国家或政党的意识形态，如古巴、尼泊尔共产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等等。

犹太人在德国的解放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对新兴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卡尔·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认为哲学是人类思想的解放，也就是说，它是无产阶级挑战社会制度的精神武器。只有在科学的哲学指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从而获得自己最后的解放。马克思的哲学追溯到人类的本性：他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可以有效的计划出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因此，人一旦进行了有计划的劳动生产，他就同其它动物根本区别开来了；而因为要劳动，人们必须事先结成生产关系以及其它社会关系。人们的劳动生产力制约着他们在其中进行活动的生产方式，而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便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等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架构，并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一旦形成，便反过来成为制约着人的活动的客观力量。可见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劳动阶级的生产劳动之上的，劳动阶级造就了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社会的发展从表面上看像是杂乱无章，其实它同自然界一样也是有内在客观趋势的规律。因此，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论。

马克思的故居和马克思博物馆在德国特里尔。

马克思在年轻的时候深受德国当代知名哲学家黑格尔辩证论的影响，一同认为万物皆由演变而成。但不同于黑格尔的唯心论点，马克思的思想是唯物论点。

两个论点最大的差异在于对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的看法即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自然界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意识归根到底是物质的产物，自然界的产物。唯心论者反之。唯心论者认为意识决定物质，换句话说，人的意识决定对物质的看法与解释，人因为意识的改变，改变对物质的定义；而唯物论者认为，物质决定意识，人在周遭所遇到的事物，决定了人对物质的定义，人通过自己的物质实践活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人自身也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得到改造，获得自己的新的质量和素质。
因此，马克思认为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活在恩格斯所叙述的假性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中，这种意识只是由家庭、文化、民族等外在物质因素交错成型的产品。久之便成为社会意识，制约着人的活动的客观力量。但意识会随着外在因素的演变而改变，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变化中持续的演化著。就此，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论与自己的唯物论做了扬弃，而成就了独出一格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相信总有一天，但绝不会是遥遥无期，也绝不会是不负责任的随意与偶然或者应付，而是在人类社会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经过其自身可以预见的长度的时间的演变，人类必将因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彻底解放，完成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完成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越，而人类的生产模式也随之改变，全人类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13] 

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代表着一个国家社会的劳动力。但马克思认为此一观点被资本主义给扭曲，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架构下，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消耗性的日用品，传统的商人借由转手买卖赚取商品的差价，而资本家却是靠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来发财致富的。而财富在私人手中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便形成资本。劳动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资本需要增值，就必须吸取活劳动，而使劳动者始终生活在只能维持自身生命的再生产的水平，是吸取活劳动的前提。因此，根据马克思的结论，劳工的待遇自然也就不是资本家所会关心的事了。马克思也不否认，到当时为止资本主义是历史上最具生产力的社会结构。但他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在于资本家为了更大化的生产力与利润，势必投资更多的金钱与资源用于科技的研发，而劳工的价值也将因为科技的进步而贬低。日后，劳工势必日用品化，进而异化了无产阶级劳工本身的人类特质，成为资本家的人肉机器。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他意识到此一现象是一种阶段性的演变，资本主义将物极必反，无产阶级必将因为自身的解放，逐渐取代资产阶级就有如当初在封建时代末期，资产阶级推翻王室贵族阶级一般。而劳动阶级也将成为主角，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宣言》

基于对于资本主义的种种客观科学分析，马克斯认为无产阶级应当团结，一同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关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需要由无产阶级的政党来领导，而无产阶级政党则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党代表着组织、领导和宣传作用。从阶级及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马克思认为私有制社会中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具有不可调和的特点，统治阶级需要以强制性的方法来统治被统治阶级以便维持自身的生存。而这些强制性的方法逐渐演变成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榨取和剥夺之工具。统治阶级为了把阶级关系维持在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和范围之内，就形成了国家和法律。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自由的解放，就必须团结起来，进行革命，以消灭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旧有价值，消灭阶级，也即消灭敌人的同时消灭自身，最终消灭剥削，迈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14] 

“旧的国家是一种‘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似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vereinigt euch！）——《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科技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剩余产品增多，使得人类有可能在自身中实行脑体分工。这种分工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使人类从原始社会的野蛮阶段走了出来，进入文明时期；另一方面，脑体分工本身就是最初阶级划分的基础，由于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使垄断精神生产的剥削阶级分子与承担全部体力劳动的劳动阶级处在根本利益相互对抗的关系之中，人类自此进入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几千年的发展，不过是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剥削的程度以及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依附的具体方式的变化。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阶级社会阶段中，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本身就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只有联系生产力发展以及由生产力决定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才能彻底解决阶级斗争的问题。马克思在关于阶级的理论中，特别强调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现代阶级关系的产生源于劳动者同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分离，但阶级一旦产生，又会把阶级利益对立的烙印打上文化、宗教等领域。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有时是一个社会范畴。人类社会的阶级关系从早期的简单走向复杂，然后又走向现代社会的简单化。马克思指出，讲究功利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未改变阶级对立的事实；而和平式的协商办法无法从实质上解决阶级间的

对立，因此，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无产阶级将进行短暂（相比较起其他历史阶段而言）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多层面的革命，尽一切的可能重新分配社会资源。所以一般认为，马克思并不反对暴力革命。[10] 

马克思个人著作一览[15] 

思考一切。

真诚的、十分理智的友谊是人生的无价之宝。

友谊像清晨的雾一样纯洁，奉承并不能得到它，友谊只能用忠实去巩固。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一切经济最后都归结为时间经济。

时间就是能力等待发展的地盘。

一切节省，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省。

劳动创造世界。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较高级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较普通的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需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具有较高的价值。

你能否对你的朋友守信不渝，永远做一个无愧于他的人，这就是你的灵魂、性格、心理以至于道德的最好的考验。

友谊之舟在生活的海洋中行驶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时会碰到乌云和风暴，在这种情况下，友谊应该受到这种或那种考验，在这些乌云和风暴后，那么友谊就会更加巩固，真正的友谊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放射出新的光芒。

人的生活离不开友谊，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谊才是不容易；友谊总需要忠诚去播种，用热情去灌溉，用原则去培养，用谅解去护理。

如果斗争是在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

书是我的奴隶，应该服从我的意志，供我使用。

不学无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无所帮助，也不会带来利益。

任何时候，我也不会满足，越是多读书，就越是深刻地感到不满足，越感到自己知识贫乏。科学是奥妙无穷的。

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

历史把那些为了广大的目标而工作，因而使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看作是伟大的人；经验则把使最大多数人幸福的人称赞为最幸福的人。

哲学家们总是在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造这个世界。 人只有为自己同时代的人完善，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他才能达到自身的完善。 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 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 科学决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噬着心灵的毒蛇 它吸走心灵的新鲜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汁。

让统治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获得的是整个世界。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 

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不仅以自己的毕生心血为人类留下了一座巨大的思想理论宝库，同时也在治学方面为人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马克思一生四次被各国政府驱逐，最后在英国伦敦定居。他在伦敦最初十年间，度过了一生中生活最艰难的时期。然而马克思没有被苦难所压倒，几乎每天大英博物馆刚开门，马克思就准时到达这里，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和研究，直至晚上博物馆闭馆。

马克思积累了非常渊博的知识，他的知识领域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宗教学、逻辑学、美学、政治学、文学，史学，语言学，翻译，工商业实践，甚至还触及数学、自然科学等。他能阅读欧洲许多国家（据说是十几二十种）的文字，能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作。[10] 

马克思著作之丰，充分表现了他的勤奋精神和渊博学识。他同恩格斯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共50卷，中文第二版60多卷（约在2008年前后出齐），而该全集国际版约160多卷。面对如此巨大的思想理论财富，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勤奋使马克思获取渊博的知识，而渊博的知识又是马克思治学的基础。

马克思具有伟大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同他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紧密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批判继承与理论创新相结合的典范。马克思在青年时期曾经是狂热的黑格尔的信徒，在他发现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矛盾之后，勇敢地提出质疑，并深入研究，最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体系，吸取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及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吸收了他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也都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都是思想理论界的权威，如果马克思迷信理论权威，没有敢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勇气，没有敢于创新的意识，他就不可能创立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为了把最好的研究成果献给工人阶级，他总是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反复推敲、修改自己的作品。他曾说：“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17] 

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付出了极其艰苦的劳动，曾多次修改手稿。拉法格曾回忆说：“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下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还未十分确定的事实，而且在他尚未彻底研究好一个问题时，他决不谈论这个问题。他决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大众的做法。”[18]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正式出版，其余各卷在马克思1883年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的心血写成的一部经典巨著，是马克思“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凝聚着马克思的全部心血和智慧，是他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4] 

人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误解是由来已久，也是深刻性的。一谈起这件事，人们立即把它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人们往往就此止步，并不打算将经济学本身还原到历史层面去解读。而不如此，也就不能根本理解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批判意义上的科学，不能理解人类史前时期的一个自我扬弃的发展内容是经济形态的历史批判过程。其经历物质形态的漫长文明——类存在，进而发展成为“社会”文明，即物质生产的能动发展驱动人类本身的演化，物质文明进程演变为文明规划的社会过程。一句话，这种批判规定——统一经济形态的自我批判规定，是人类获取文明发展方式的根基和工作“入口”。[19] 

但是，马克思的工作身份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历史学不仅仅是搜集材料的历史编纂学，更为重要的是，它完成了对生产关系实践科学的基本描述。

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导致人们总是及时不能承认马克思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取向性。在所有这些误解中，琼·罗宾逊夫人的看法最有代表性，也相当具影响力。“从学术上讲，这个理论为分析资本主义提供了基础。”但是人们要问他的思想从何而来，我们必须要说：“马克思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建立我们今天所谓的模型的诀窍，即先说明假设条件，然后得出结论。他用对劳动力价值的分析论证支撑了自己的信条。”[20]  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幻想”，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想象为正统资产阶级意义的“科学”。这种幻想是纯粹的。[21]  “总的来说，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是由于认知幻想而产生的。它们是‘实践资本家’的直接观念的理论表达。然而，它们一经产生就通过使资本表现为生产本身而更好地服务于资产阶级的一定利益。”但是，埃尔斯特宁可相信：“庸俗经济学家的突出特点是，他们的理论具有双重的立足点：既立足于日常经济生活的幻想，又立足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由此而产生了其思想的巨大的感召力……不过，马克思的分析主要指向是暗示，庸俗经济学的这两个方面是彼此不可分割的。”他强调了，“总之，我相信，马克思的经济知识社会学是一个给人以很深印象的成就，尽管由于它依赖于功能解释和劳动价值论而存有瑕疵。他开创了所谓‘心理经济学’，尽管他主要强调的是信念的形成，而非偏好的形成。最近的‘资本争论’表明，这些问题并不是已经过时的主题。某种认知混淆确实处于那种把‘资本’当作一种同质的‘生产要素’的观念的源头上（如基于资本家形成了一个完全同质的阶级这一事实的推论）。而且可以设想，新古典经济学家坚持的聚集资本的观念的那种韧性，和非认知的旨趣有某种关联……可见，既得的知识旨趣足以解释这种抵制。”[22] 

总之，《资本论》不是关于“资本”的纯逻辑著作，更不是这样或那样的哲学主义作品或科学主义作品。根植德国古典传统以及着眼欧洲科学革命疾速发展的时代背景，马克思的“历史”研究必不可少地要借用哲学方法和科学话语，使其作品具有了通常意义的“科学”性质。但是，这种性质只能理解为一种学科研究规范。关于科学本身，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作为“科学家”，归根结底是在确证“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23]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是一位为人类历史和整体利益而工作的经济学家，从而是最为优秀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之作为“哲学家”，只是以科学的名义对历史发展和运动的基本规律进行了迄今为止的最为有效的研究和表述。马克思的理论贡献始终在于对范畴的历史规定性的发掘，从而将这种规定性全面贯彻到对经济现象的观察中去，由此找到了剖解社会历史内在生理运动过程的钥匙。[24] 

马克思引发的社会科学革命是空前绝后的，重读《资本论》，人们在思考：马克思到底在说什么？[25] 

在《资本论》发表近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当代资本主义的形态已与《资本论》所描述的有了差异。因此，一些人提出怀疑——《资本论》是否已经过时？很显然，《资本论》的真理价值并不会过时，它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类历史指明新的前进方向等根本性问题上，依然闪烁着耀眼的思想光芒。中国学者应深入研究《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回应现实社会中面临的种种挑战。总之，正如聂锦芳教授所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概括提炼出的探讨社会历史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的重要内容，对于探究当代社会历史现象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6] 

“马克思总以阴郁的眼光看待人类大部分

 

 的历史，是因为历史不过是一种压迫和剥削替代另一种压迫和剥削……（马克思这样悲观的思想家）向我们展示现实的残酷，并以此激励我们着手改变。他们敦促我们抛弃一切幻想。”《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的作者（特里·伊格尔顿）如此评价说。[27] 

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时说：“思考是他无上的乐事，他的整个身体都为头脑牺牲了。”[28] 

1999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BBC），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汇集全球投票的结果，马克思位居第一，爱因斯坦第二。[17] 

2005年7月，英国广播公司以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为题，调查了3万名听众，结果是马克思得票率第一、休谟第二（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首，第二位的苏格兰哲学家休谟得票率为12.6%）[17] 

2005年11月28日，德国电视二台投票评选最伟大的德国人，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名列第3位，仅次于康拉德·阿登纳和马丁·路德。[31] 

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谈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时曾经说过：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有许多的犹太人，包括卡尔·马克思本人，托洛茨基、基诺维耶夫、加密涅夫、还有苏维埃俄国的第一任主席斯维尔德洛夫。他们认为，犹太人之所以受苦受难，那是因为世界被分裂了，世界在危机中分裂，也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分裂。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